怀化旅游商品丰富，属于本地特产的有40余种。有被乾隆皇帝钦点、风靡全国的湘西传统名菜——芷江鸭，历代朝廷贡果——靖州杨梅，各界名流佳士相互馈赠之佳品、“紫袍玉带”般的芷江明山石雕，具有浓艳粗犷的少数民族艺术风格的通道侗织锦，形、色、香、味俱佳的沅陵碣滩茶。还有新晃老蔡牛肉、沅陵晒蓝肉、穿丝篮、酥糖、溆浦片片桔、低庄红枣、麻阳椪柑、芷江虫白蜡、野生甜茶、紫秋葡萄、藕心香糖、洪江血耙鸭、黔阳大红甜橙、冰糖橙、雪峰乌骨鸡、雪峰山野生甜茶、清江干鱼、安江金秋梨、安江香柚、会同干竹笋、中方湘珍珠葡萄、辰州香柚、通道蜜饯茶、靖州雕花蜜饯、血橙、杨梅酒、杨梅蜜饯、苗族银饰、通道侗家苦酒、侗家腌肉。大一点的超市多有的
黔东南苗族、侗族“干栏”式民居建筑差异溯源
则起源于我国古代“巢居”文化系统。木楼“凭空而起”，是真正的“干栏式”建筑。其特点“占天不，上大而下小”，这在黔东南南侗地区尤为突出，木楼层层出挑，每层楼上都有挑廊，檐水抛得很占地，其形制及功用都缘起于原始时期的树。
“穴居”和“巢居”为我国古代家居建筑发展的两大文化类型，各自具有不同的来源及其特点，黔东南苗族、侗族民居正是我国建筑史上两大文化类型的不同代表。
一、“穴居”和“巢居”为北、南两大文化系统的不同代表
我国家居建筑历史源远流长，我国河姆渡遗址考古就出土了人类发现中历史上最早的木质家居“干栏式”建筑，大约已有7000年的历史。关于家居建筑的出现，《礼记.礼运篇》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韩非子·五蠹》也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因而“构木为巢”，开始了人类建筑文明的进步。在不同的地区，人们根据不同的地理和物质条件，开始总是各自选择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我国南北地域、气候等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礼记．礼运》郑玄注）等不同的宜居发展方式。《孟子注疏．滕文公章句下》云：“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书赵岐注云：“此以不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于树上，如鸟之巢”，“高原水所未溢，而民无力为屋，故凿而为窟”，已明确指出低洼潮湿之处为“巢居”，高岗干燥之处为“穴居”的家居文化发展分歧的原因。至晋人张华《博物志》则具体提到了南方、北方不同地域宜居发展方式的不同：“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项峻《始学篇》也进一步肯定：“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
在挖掘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近代学者还进一步借鉴现代考古的有关发现，研究不断深入。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登原先生就提出：“近世固有穴居之似，亦有巢居之类，以古代传说，穴居巢居同时并有言之，中国文明之究为南来，究为北来，亦一耐人思味之问题矣。”徐中舒先生也曾作《古代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3]等进行专门探讨。吕思勉先生在其专文中说：“穴居多在寒地，巢居则在潮热而多毒蛇猛兽之区”，“可见其一起于南，一起于北。”[4](P34)谭继和先生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文物实证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他的结论非常肯定：“我国古代居住文化历来有两个独立发展的系统：一为穴居，另一为巢居。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性质，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发展路径，对古代文明和社会发展均有深刻影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穴居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巢居文化起源于古滨海、江淮和古巴蜀三大地区，其界判大致可以看得很清楚。”，言之凿凿，论述非常充分，观点是成立的。我们认为，这些判断大致也可以在苗、侗两大民族历史发展以及各自不同民族的底层文化中找到印证。
二、苗族、侗族历史渊源以及底层文化的差异
民族学的研究指出，我国西南有几条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十字”，而这个十字的中心就在贵州。一条是由西北向南向东的藏彝通道，为古代氐羌民族南迁的路线；一条是古百越民族由东西进的岭南通道；两条通道连接起来就是“大十字”东西走向的一横。由北向南则是著名的蚩尤战败以及后来苗瑶等部族的南迁通道，这是北南纵向的一竖。当然，在这北南的纵向通道上，历史上还有庄峤出使夜郎、明初“调北填南”开辟湘、黔、滇通道等先辈跋涉的足迹。联系本文的讨论我们还可进一步补充说，黔东南又是这个“大十字”中心重要的一个点，“正是由于黔东南沟谷纵横、交通阻隔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上长期突兀于封建王权以外的政治原因，最终导致了不同政治势力为背景的不同类型方言的渗透如强弩之末，在这里都不得不放慢了步伐，黔东南变成了包括不同政治以及经济、文化势力消长的缓冲区。”苗族作为纵向北南迁徙民族的代表，侗族作为横向东西迁徙民族的代表，最后都在黔东南定居，并使这里成为各自民族繁衍最为集中的聚居地。随着两大民族传承同时延续的还有“穴居”、“巢居”两大类型的民居建筑文化，虽然，经过千百年民族融合、文化互渗的过程，不同民居间的原始特征正逐渐消融，但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有许多线索仍顽强地保留至今。
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被炎、黄所败的蚩尤是苗族远古的始祖，“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炎、黄、蚩同为我国中原文化滥觞，苗族文化的源头正是沿着“穴居文的脉络发展而来的。苗族至今的丧葬习俗中，“无论谁家死了人，首先要请巫公‘指路’。苗家还用菖蒲叶放置河中，“据说这样意思是，苗族是从北边迁来的民族，人死后都要回到祖籍去”
贵州至今还能找到远古“穴居文化”的影子。在安顺地区紫云县的格凸河畔有个“中洞苗寨”，王、吴、梁、罗四姓苗族至今还居住在一巨大的山洞中，黔途网以《格蹦村：亚洲最后的洞穴部落》为题报道说：“洞里的媳妇多是洞外按照周代的‘纳采、问名、纳吉、请期、迎亲’六礼从外村接来的、也有洞内相互通婚的。洞中人过逝,有鬼师唱着《我从东方来》的苗族古歌送他东去回家。”[8]这段报道为我们提示的信息不仅包括苗族至今仍悠然安居的洞居生活遗存，同时“中洞苗寨”至今仍信奉的“周代六礼”，至今仍唱着“《我从东方来》的苗族古歌”等，无不都能让人触摸我国古代北方“穴居”民族文化的脉络。
苗语的底层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原始“穴居”的历史信息。苗族学者李锦平指出：“根据苗族传说，苗族先民曾经有过穴居、巢居的历史。……在黔东南苗语里，‘睡觉’称bitdab，直译为‘睡在地下’；‘坐下’称niangbdab，直译为‘坐在地下’。这些词语，就是原始社会时期，苗族先民穴居野处生活的客观反映。自然界的山洞就是他们的‘房子’，既没有板凳，更没有床，‘坐下’就坐在地下，‘睡觉’就睡在地下。”同时还指出，苗语中长子直译义为“先来的一窝”，幼子直译义为“最后一窝”，吵架叫“互相争窝”，“在苗语里，vil与zaid是同义词，即‘窝’与‘房子’是同义词。”[9]张永祥等也认为：“汉语的‘窦’与苗语的‘门’很有可能同出一源，这反映了苗族先民和汉族先民远古时居住在山洞的状况，即穴居野处时代原始游群以地穴为室的生活状况”，在列举了苗语直译的造词用例后说，“即那时候的人们大概是在地上睡的，也是在地上坐的，从而把‘褥子’也称为‘垫地的被子’，这也是人们地洞居住的生活景象在语言中的反映。”
宗元《苗族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也以黔东南地名的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苗族生境的底层文化：“苗族大聚居区的黔东南，一般人以为那里无论是高山、河谷或平坝都是苗族生活的地方，其实并不尽然。……以从江县为例，苗语称山坡为‘摆’，如摆银……都冠以‘摆’的地名有近八十来个……黔东南苗族的真正生境还是山地。黔东苗语北部土语的苗族地名分布在坝区、河谷地带，应当看作农业发展后的情形。”“苗族地名反映的苗族的底层文化是思威顿耕作文化。”地名文化中折射的信息应该也是苗族“穴居”底层文化以及传统习惯的沿续。
侗族历史上有“僚、仡伶、洞人、洞民”等称谓，族源可溯及古百越民族，早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南部，秦汉时瓦解、迁移，形成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几大支系，其中骆越一族向西南迁移，并自广西梧州一带沿“岭南通道”溯都柳江而上，一路披荆斩棘进入黔东南，为黔东南侗族生息繁衍的发端。侗族古歌中关于祖先迁徙的内容也大都如此。
侗族属于典型的“巢居文化”系统。“处于底层的古越语，举例而言，除已消失了的‘依缓’而外，以‘栏’最典型。‘家’是北方语言，现在壮侗语言称家为‘栏’”“河姆渡的干栏长屋距今近七千年,我们不知道那时的先民是怎么称呼的,但现今壮侗语的‘栏’肯定是古越语的底层遗存,而它的起源应该还要早”[12](P29-30)“干栏”本来就是壮侗语族词语“家”的意思，也指“房屋”，今天，南方人所称的“猪栏”、“牛栏”，是人们不住干栏以后，把栏留给了家畜住的称呼，“栏”字进入汉语词汇,是古越语合乎逻辑的引申和创造。
1971年，广西合浦县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就是一座高干栏式建筑模型，它具有浓郁的南越民族民居特点：悬山式的屋顶，房子上层住人，楼下是猪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上以自处,下蓄牛豕”，这类民居形制至今仍在黔东南地区大量存在。
黔东南侗族地区今天也还保留得有远古“巢居文化”的遗存。在黔东南黎平县距县城35公里的铜关乡述洞村，至今仍保留着一座独柱鼓楼，被誉为侗族鼓楼之宗，据载始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现存鼓楼建于1921年，共5层，高约12米，为四檐阁，除第一层为了伸展和装修立有撑柱以外，整个鼓楼只由一根直径50厘米左右的中柱支撑，就如一棵大树般巍然挺立。“巢居”最早就是把住所直接构筑在自然的一棵或数棵树上，后来人类才主动“构木为巢”，开始“干栏式”建筑的发端，述洞鼓楼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若鸟巢然”的奇观。
王贵生：黔东南苗族、侗族“干栏”式民居建筑差异溯源
现代侗族文化底蕴中仍保留得有根深蒂固的大树崇拜情结，“对自然物的崇拜表现为对古树、峻石的供祭，有的人甚至把幼儿过继给古树，求树神保佑其儿平安长大成人。”[13]据记载，古越人还有鸟灵信仰，晋人张华《博物志》说:“越地深山有鸟如鸠……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壮侗民族文化底层的原始崇拜应与其先祖“巢居”的历史渊源有关。
三、需要辨析的一些问题
1.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民居历史先有“穴居”后有“巢居”，项峻《始学篇》云：“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以为“巢居”是“穴居”后的创造。郭沫若先生大致也持这一观点：
“原始家屋的进化，一般由平穴而竖坑而构巢而石累”[14](P124，但郭老所引《易经.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穴居”例证之外，《易经.坎卦》中还有“来之坎坎，检且枕，人于坎窞”的表述：“坎窞”是竖穴，“检”和“枕”是支撑屋顶的木柱，乃“巢居”的证据，谭继和先生认为“这说明穴居和巢居二者并没有彼此传承的关系，而是各自按自己的特色和体系，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发展。”[4](P124)吕思勉先生则指出：“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不过是“兼南北之俗言之，不徒有冬夏之，“栋宇者，巢居之变，筑墙则穴居之变也”[15](P346)都是很精当的见解。别也”
有不少文献称黔东南苗族干栏式建筑属“歇山式穿斗挑梁木架杆栏楼房”，这样的定义不当。据笔者调查，黔东南自治州内尤其是苗族村寨一般农家木楼基本上都还保留在“悬山式”的阶段，当地农村工匠基本上都还没有掌握“歇山式”屋架的建造工艺。在由“悬山式”向“歇山式”的发展形制上，黔东南山区民居主要还只是在“悬山”部位加“披檐”的形式作为过渡。彭礼福《歇山活化石———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浅析》对此有深入的分析：“在苗寨中也有少量的似乎是歇山顶的屋顶形式，它比之悬山加披檐屋顶形式又进了一步，但仍然不是真正完善的歇山顶。这只须考察一下它的梁柱构架，就可一目了然。”
有关苗族、侗族“干栏”建筑不同形制以及不同文化渊源的探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黔东南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及其源流，这些认识对于我们了解民族融合、文化渗透的历史，以及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化趋势，了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中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