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
谈及中国的茶文化，就不能不涉及到佛教和佛茶文化，因为它是中国茶文化中的奇葩之一，其中蕴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内容。 这里首先要谈一谈佛茶文化与中国传统茶道的重要区别。中国茶文化的主调可以说是以儒家茶道为主的。茶道中充满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有对其他人际的热情。饮茶，自己养浩然之气，对人又博施众济，大家分享快乐。清醒、达观、热情、亲和包容，构成儒家茶道的欢快格局。既承认苦，又争取乐，比较的“中庸”，易于为一般人接受。而佛教茶道则没有这种欢快的格调，它更为强调“苦寂”，强调“苦寂”中的“顿悟”。那么既然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这两种东西怎么会如此紧密地连诀相伴，而调和成另一种茶文化——佛茶文化呢? 对于中国佛茶文化的形成，不能不提及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光辉时期——唐王朝。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逐渐发展，但其发展总摆脱不了“依附”二字，只是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由于朝廷的提倡而得到了特殊发展，使僧居佛刹遍于全国各地。许多寺院不仅成为传播佛学思想的地方，而且也是经济单位，许多高级僧人都是大地主，和尚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把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寺院常建于名山名水之间，气候常宜植茶，而僧人们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所以把茶与精神结合，佛之弟子是最好的人选之一。由于僧人清闲，有时间品茶，僧人修炼也需要饮茶，加上唐王朝大力发展，弘扬佛教，僧人行遍天下，从而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的流行。可以说这是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不朽功德。 但是使佛理与茶理真正结合，形成佛茶文化，是禅宗的贡献。至今在中日等国还流行的“茶禅一味”的说法即是明证。禅宗，只是佛学诸派中的一派，但其对奠定佛茶文化的精神基础，是功不可泯的。 禅宗主张以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德，不立文字”。就是说，心理清净，无有烦恼，此心即佛。其次还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因为它的出现，使佛茶文化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境。 禅宗的有无观，是十分有意思的。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不过是劝人心胸豁达些，真靠坐禅把世上的东西和烦恼都变的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从这点说，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禅宗在茶中熔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是修道的一种“创新”，若按印度佛教的原义，今生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也无济于事，只有干坐着等死罢了。但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你把事情都看淡些，就“大觉大悟”了。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茶禅一味”，茶道精神与禅学是相通的。正是由于禅师们在追求静悟方面的执着，使佛茶文化的意境得以确立，将饮茶从技艺提高到了精神的高度，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茶道”二字。1)体现佛茶文化特点，突出恢复佛家“茶仪”。 佛教戒律太严不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但完全去律去戒也就不称其为佛教了。禅宗主张圆通，但圆通过了分，到后来有的禅僧主张连坐禅也不必了，这对禅宗本身便构成了威胁。所以，到唐末禅宗自己开始整顿。和尚怀海采用大小乘戒律，别创“禅律”，因怀海居百仗山，故称《百仗清规》，《百仗清规》包括了僧人一切行为规范，而茶是禅僧良友，对饮茶的规矩自然也规范了进去。从此佛家茶仪正式出现。 茶仪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余杭径山茶宴。在宋代，径山寺以佛与茶同时出名，号称江南禅林之冠。茶宴上，要坐谈佛经，也谈茶道，并赋诗。径山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亲自“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寺僧——奉献给宾客，称为“献茶”。宾客接茶后，打开茶碗观茶色，闻茶香，再尝味，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别外，禅门把日常饮茶和待客方法也加以了规范。所有这些，都是可供我们挖掘、整理的对象。 (2)开辟佛茶文化游对日本市场的重大意义。 日本茶道，无论从茶艺器具、点茶过程、思想精神，都与中国茶文化有着深切的渊源。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茶道更似于中国的佛茶文化。当然，日本茶道中还凝聚着日本人民自己的创造，而正是由于日本茶道和中国佛茶文化的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对我们设计佛教茶道旅游，吸引日本游客大有裨益。 熟悉茶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把茶种带到日本的是日本学僧最澄。但最澄所处是唐朝中期，中国茶文化也是刚刚发展的新事物。所以最澄等还不可能更多了解它的本质。真正在日本全面宣传中国茶文化，奠定日本茶文化基础的是日本名僧荣西和尚。由于其两度来华，在中国居住长达24年之久，所以他对中国的佛学理论和茶学道理，都是有一定见地的。这在他的自传中都有所体现，如“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板，拜罗汉于中峰，供茶汤而感现异花于于篮中”。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龙出现于中国寺庙中，证明自印度传来的佛教已完全中国化了，而所谓向罗汉供茶，感觉由茶朵从杯中显现，据说只有在一定功态下才有这种感觉，从中可见荣西当时修炼的功底。荣西归国后所写的《吃茶养生记》重点吸收了陆羽《茶经》中适于以茶保健和烹调器具、技艺方面的内容。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本程序与用具。 随着交流的增进，南宋端平年间，日僧圆尔辨圆在径山寺求法，回国时带去了茶籽，播种于安倍川一带，并播传了径山茶研制法，随后日僧南浦诏明在径山修学五年，归国时由将“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回了日本崇福寺，这就是至今日本佛教界仍认为日本“茶道”的故乡在浙江，在径山寺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浙江开发佛茶文化旅游，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将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内容。 (3)开展佛茶文化旅游，要重视茶具开发恢复与茶屋的布置。 我们现在的茶室，对于茶具的重视明显不够。茶具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而且在茶艺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今日本茶道还保留着陆羽“二十四器”中的二十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洗器、调茶的过程中使人逐渐安静下来，经历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体现“省定”、“内敛”的特征。而在洗器、点茶过程中，设计出每次茶会的主题和对话，主客对答，以便通过茶艺回忆典籍、铭文，把人们引入一个古老肃穆的气氛中去……同时，日本的茶室布置亦体现着这个民族的特点与精神。由于日本是个岛国，大和民族随时有着“危机感”，所以其在古茶道室的入口处，大多设计得很低，大约要伏身而行，从中体现出日本人的隐忍精神，而以树干为柱，以竹木、茅草为顶，也随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苦难……从此之中，我们亦应注意，在开发佛茶文化时应认真总结、吸收各方优点，从而发掘、设计出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东西。 总之，佛茶文化，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中国人是最精神的，饮茶有道，艺茶有术，以及整个饮茶过程中的美学艺境，是我们开发旅游产品的一个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