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口增长，与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是封建领主制，土地归领主所有，农奴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农奴对领主的依附性很强，甚至婚姻都由领主做主。这样，农奴的婚姻受到限制，同时，也没有对繁殖后代和劳动力的特殊要求，因而人口增长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国有土地、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并存，而以土地私有占主导地位，土地被地主占有，但地主不直接经营土地，而是通过租佃制来实现对农民的剥削。国有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采取分散出租的方式经营。由于地主和国家的土地大多采用出租放佃的方式经营，社会上又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因而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它以一家一户为主要单位，以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为核心。在这种经济方式下，农民虽然受地主和国家的双重剥削，但是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农民虽然对地主和封建政府有定的依附关系，但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紧密，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嫁娶、生育，而不受地主和封建政府的干涉。在生产技术极端落后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往往是决定生产好坏、收入多少的主要因素。农民为维持和扩大再生产，就须不断增加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动力。这样，婚姻的控制小，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就大大增加了人口繁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父权和血缘关系是维系这种一家一户自然经济存在、延续的基础，要保证这种经济的存在和延续，农民家庭就须产生拥有父权的男子，就必须一代接一代的延续血缘关系。一家一户自然经济单位这种本能的要求发展和延续的强烈愿望，实际上是促使中国封建社会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人口增长，与生活方式，尤其与食物结构有一定关系。在我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很早就以大米、小麦等粮食为主要食物，奶类和肉类比较少。即使吃肉，也非食草的牛羊，而是以消耗粮食为主的猪、鸡等。这种食物结构及与之相联系的单一农业经济，具有下列特点：（一）这种食物结构，淀粉含量大，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小，营养欠丰，容易消化。这就使得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量大。（二）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需要大量强壮的劳动力。许多农业活，尤其是水田作业，妇女和弱质劳动力无法胜任，而对男劳动力的需求大，就必然促使人口迅速繁殖，（三）农业和牧业相比，单位面积土地可供养的人口也多，在封建社会的低下生产力条件下，同样十亩土地经营畜牧业，可能连两口人的温饱也难以解决，但如果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则足可养活四口人，甚至更多。因此，与牧业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相比，单一农业容纳的人口要更多些。问题很清楚，正是以粮食为主的食物结构，和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人口增长与中国的政治特点有密切联系。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出现早，时间长，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政权，既需要众多劳动力从事生产以获得财政收入，也需要大量人员参军作战，因此，历代君王多数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清朝也不例外，况且清军入关前后，社会遭到严重创伤，急需补充人力。经过康熙一朝的整顿、恢复国家呈现繁荣景象，社会安定，因为大大促使了中国人口的增长。
第四、人口增长，与中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国家。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便在中国树立了牢不可摧的统治基础，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传承及统治者的扶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上了深深的痕迹。儒家文化的开山笔祖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生育的思想，但他的“忠孝仁义”思想却包含着鼓励生育的内容。儒家主张“孝”，而要“孝”就必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使祭祀祖宗的香火不致中断，如果无儿无女，香火中断，也就谈不上“孝”所以，亚圣孟子说：“白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仅如此，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也有刺激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人的名字一般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姓，第二部分为堂名，同辈的堂兄弟姓名的中间字一般是相同的，第三才是名。这表明中国人的姓名带有浓厚的从属于族姓的性质，这种性质使人们把人的婚姻、生育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紧密结合在 一起，不是单纯的个人事情。因此家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强迫本族成员生育，因此在中国，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是很普遍的，世家大族尤其受人尊重，而人丁不兴往往被人耻笑。在人们心目中，最悲惨的打击莫过于“断子绝孙”。再者中国还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此种因素造成了中国的高婚姻率。可见，传统因素的存在刺激了中国人口的增长。
第五、外来农作物的引进，为过剩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来源。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宋真宗时，从占城引进一种早熟耐旱的水稻，后来逐渐在东南沿海各地普遍推广。占城稻和其他早熟品种进一步的推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保证了两熟制的成功，提高了复种指数，弥补了越冬作物的收获与水稻的收获之间的间隔，解决了长期困绕人民的青黄不接也使只能用泉水和雨水浇灌的高地得到利用，扩大了耕地面积。[5]可见，为剩余人口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如果说占城稻的引进扩大了人们的食物来源，那么玉米和番薯的引进便使这种来源更为开阔。尽管自地理大发现后，新大陆的玉米、番薯、花生等新品种就开始向旧大陆传播，但真正得到推广是在18世纪。玉米和番薯具有高产、耐旱、对土地适应能力强等优点，正好适合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因此，“穷人作为第一批主顾为新作物打开了大门”[6]辛劳的移民成为它积极的传播者。正因为这些外来品种的引进，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及坡地得到有效的利用，为人们提供了粮食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人口增长。
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大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时期起作用的基本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中国出现了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中国人口增长的背景就是农业的发展.
主要是明末高产作物从新大陆美洲引进亚欧旧大陆,你可以翻一下世界人口史.中国人口从一亿翻到3、4亿的时候世界人口也在翻番.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三亿多。而到了十九世纪初，世界人口已达十几亿。比十七世纪的时候增加了差不多四倍。基本上是同步的.
尤其是红薯的引进,让很多灾民能够生存.徐光启在1608年写的《甘薯疏》有详细论述.，康乾盛世被称为“番薯盛世”.摊丁入亩也有点作用,但不是主要的.
资料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地增长到3.6亿。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当时已经成为商品。
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的栽培，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乾隆时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
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口的增长与工业无关，是农业决定的(当然，如果工业技术改变了农业另当别论)。明末中国人口为1.2亿，而同时期全世界人口是3.6亿，乾隆时中国人口为3亿，而全世界人口已经是10亿多。这些数据表明，不仅是中国，同时期全世界人口都有惊人的增长，这充分说明全世界人口的增长是当时欧亚大陆引进红薯等山地作物的结果。
其他资料表明，和明朝相比，清朝的农业技术水平略有下降，但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精耕细作的程度加深，所以明清同种土地的单位亩产基本持平(差距不到1%)。这又证明清朝并未采用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政策。从反面证明中国人口增长与满清的统治无关。
主要由于从康熙便开始尝试，雍正正式施行的摊丁入亩政策，由于取消的人头税的限制，导致人口增长过快，史料记载，清康熙时人口是1亿，乾隆时已经到3亿，道光时已经4亿；但是高产作物品种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高产作物的产另跟进，人口也是很难保持快速增长的，回答完毕！
清朝总体比较安定没有发生太大的战争加上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这其实鼓励了人口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