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在位期间，太康元年至十年（280-289），是西晋的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时期，实现了小康局面。朝廷在平定吴国之前就注重农业的恢复与开发。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朝廷致力于农业，鼓励百姓勤劳耕作。如王宏太守的举措，他通过督劝开荒，使得在饥荒之年，汲郡仍能保持粮食充足，得到武帝的赞扬和赏赐。
在农业政策上，西晋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兴修水利，如光禄勋夏侯的修渠项目，灌溉田地达千五万顷。同时，朝廷实行邺奚官奴婢屯田制，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并规定了严格的占田和课田制度，以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随着社会稳定，屯田制不再适应农民小私有制的需求，司马昭时期废除了屯田官，改为郡县管理，以确保农民权益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太康年间，西晋颁布了户调式、占田法和课田法，明确了农民的田地分配和赋税责任。占田、课田法鼓励个体小农生产，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因此生产积极性高涨。据史书记载，太康年间人口显著增长，尽管户籍人口数可能与实际增长有所出入，但总体上显示了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在经济特权方面，世家地主在曹魏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优待，租牛客户和匈奴胡人成为田客的现象日益普遍。平吴后，晋廷进一步规定官品占田和荫庇制度，扩大了士人子孙的特权范围，形成了以世族或士族为主的地主阶层，内部还存在品级差异，即所谓的门阀制度。官吏的品级也决定了他们能荫庇衣食客和佃户的数量。
扩展资料
太康盛世是指晋武帝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在西晋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西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太康盛世”。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平衡财政收支与稳定物价。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国民党残余力量待肃清、军事行政开支激增等多重困难，导致1949年财政收入仅为支出的三分之一，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同时，私人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引发多次大规模涨价风潮。因此，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成为了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人民政府通过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采取措施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集中国家收入，统一物资调度，回笼货币，平抑物价，以及统一现金管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恢复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恢复中的关键部分。1949年至1950年间，重点放在铁路修复上。在全体铁路员工的努力下，一年内修复了8300多公里铁路和2715座桥梁，至1950年，修复的铁路达到14000多公里，原有铁路基本畅通，公路、水运和航空也得到了恢复。这些举措对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民政府采取了土地改革和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措施。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数量显著增加，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政府通过贷款、价格、投资等多方面支持农民恢复生产，三年间共发放农业贷款15.7亿元，制定了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和合理比价，领导农民开展技术改造活动，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三年中政府投入8.8亿元，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农业得到了快速恢复。
工业生产是国民经济恢复中的重要支柱。首先恢复了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工业生产，政府依靠工人阶级修复设备，使工业尽快恢复。接着在工矿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改造管理机构，废除不公正的管理制度，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改革，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三年中，全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4.8%，国营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更快，达到了57%，国营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6.3%上升到1952年的41.5%，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确立。
私营工商业的调整也是国民经济恢复的一部分。1952年上半年物价稳定后，政府合理调整工商业，照顾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和财政金融政策，采用多种方式帮助私营工商业摆脱困境，恢复发展。然而，为保护国家利益，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极作用，引导它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三年间，私营工业企业的户数和产值分别增加了21.4%和54.2%，私营商业的户数和零售额分别增加了7%和18.6%。
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5%，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主要产品产量超过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为有计划的建设和改造准备了条件。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1952年底，国营经济占国民收入生产比重达19.1%，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确立。
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一政策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消除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合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必要的，对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和国民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政策是新中国国体的体现，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不应因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否定其历史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