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文化：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根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刺客豫让的故事改编而成。名作、名导、名演，一时间成为鹏城文化的一件盛事。该剧自北京开演以来，各界反响极为热烈，也引发了观众对久违的刺客文化的关注。
不仁之刺是否英雄
《刺客》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453年，晋国大臣智伯兴兵伐赵，为实现其取代晋君之野心扫除障碍。未料事与愿违，反被赵襄子所杀。智伯门客豫让为替主人报仇，假扮刺客寻机行刺，不幸失手被擒。赵襄子感其忠义，放了豫让，并从此避而远之。豫让不惜毁容自残靠近赵襄子，以期获得行刺机会，最终再遭失败，在恳求赵襄子脱下外袍让他刺上三刀后，留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豪言，慷慨赴死。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结合的巅峰之作。司马迁写豫让，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据他记载，豫让赴死之日，赵国志士皆为之哭泣，足见豫让的行为和气魄当时就感动了很多人。
历史题材搬上现代舞台，就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凝聚着主创者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代的观照。导演林兆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刺客》虽然是一部古装戏，但却有着全新的历史观和表现方式。如果只是简单重复，我也会觉得没意思。”林兆华表示，他在进行导演艺术创作时，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历史，通过该剧表达一些对历史的态度。
何冰在扮演豫让时融入了一些反常规的表演，他认为，豫让身上充满悖论，“他的生命貌似有价值，其实意义不大。豫让是为了道德规范而活，他英雄的表现在于偏执和神经质，在于非人性的复仇。”
为报知遇之恩，不惜几次铤而走险刺杀明君，豫让到底算不算英雄？这是话剧《刺客》留给观众的反思。
刺客文化源远流长
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后一句道出侠依仗武力同社会秩序相对抗的特点。仅凭武艺高强未必能称侠，还得跨越秩序对他人使用武力，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暴力。刺客便是使用暴力的侠。侠维护“义”去行刺，就成了刺客，如荆轲，所以刺客文化也可称之为侠文化。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学钟情于侠，因为侠具有“义”的气质，而非暴力。
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悠久的传承。从先秦直到现代社会，侠客的传奇故事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侠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同的阐释。
从赞美忠义到捍卫正义
据《史记》记载，侠滥觞于春秋战国，属于“士”这一特殊阶层，多数依附于贵族。由于寄人篱下，所以他们还被称为门客或食客。他们可以在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寻找适合自己效忠的主子，不受制度约束。先秦养“士”是一种时尚，像“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曾是名闻天下的领潮人物。“士”这一群体为主子效命的故事中，特别突出的是体现其忠义品质，不惜牺牲性命捍卫主子利益，多被后世所歌颂。像“完璧归赵”故事中的主人翁蔺相如，就原本是赵国宦官令缪贤的门客，他在赵王和秦王聚会的宴席上就曾挟持秦王，欲与其同归于尽。《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的五位刺客也都是这一类型的勇士。
唐代开始，侠客由历史的真实走向小说、诗歌等文学虚构，侠客已经完全失去了历史性，成为文人墨客的美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唐朝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它的侠义文化也极为发达。大诗人李白曾在诗中将自己形容成侠客，杜甫也在诗中描绘过侠客为人打抱不平和慷慨助人的事迹。
有学者认为，唐人行侠的目的是伸张正义。唐代的侠客桀骜不驯，疾恶如仇，行走江湖，凭借胆识和力量铲除邪恶，维护世人所谓的“正义”。他们的行为体现在同邪恶力量势不两立的较量中。唐代的侠义精神，寄托于民众对自身打抱不平的愿望。唐传奇中比较著名的描写侠客的作品有《红线》、《虬髯客传》、《聂隐娘》、《昆仑奴》等等。唐人李德裕说：“侠非义不立，义非侠不成。”侠与义的结合是唐代侠义精神的特点。
从行走江湖走向官府制约
宋人的侠客情结变得很淡薄。有人说，宋代文人不再像唐人那样仰慕大侠，这一阶段的英雄形象多出现了说书人的拟话本中，他们失去了唐代侠客形象的神秘感，寄托更加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其原因同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统治者推行崇文轻武的政策不无关系。理学要求人们遵从“三纲五常”的制度，而侠的行为多少都会和法律秩序相对立，人们游侠的欲念受到压制；再者，宋朝历代皇帝都不喜欢武将，不重视武功只提拔文臣，所以文人不必再像唐人那样去做侠客梦。
元明时期文人塑造的英雄人物突出“重义气”的品质，像水浒戏里的草莽英雄，三国戏中的关羽，历来被人们喜闻乐道。“义”依旧是文人心中永恒的圣殿，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对“义”的呼唤丰富了唐人的侠义精神。
清代侠客小说同公案小说走向合流，侠客不再行走江湖，而是投靠官府。如鲁迅所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代表清代侠客的精神形象。他们的性格发生了质的变化，个性消失，接受官府制度的约束，服从君主专制，君权至上。
现代武侠方兴未艾
侠的形象也是当代作家喜欢的素材，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体现的是现代意识的侠义精神。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中的“义”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理想的回归，重新体现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阐释，又赋予了“侠骨柔情”等浪漫主义情怀。
在司马迁看来，讲信用，重然诺，行为果断，不惜性命救人之难，而不居功自傲，这才算得上侠义。这种“义”不是哥们义气，是正义的表现，金庸作品里甚至将之升华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高度。
自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后，引发了华语电影新一轮的武侠电影热潮。在内地的武侠题材电影里，真正具有影响且与刺客相关的是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的《英雄》。在这两部第五代导演的“武侠巨制”中，它们刻画的刺客无一不表述了主创者自己对侠义精神的理解，尤其是《英雄》，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空前高票房纪录，但在被人热捧的同时，其对狭义精神理解的简单化和对暴君的辩护也备受观众诟病。
有人说，侠义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不逊于骑士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回顾近年有关刺客题材的古装戏，很少将侠义精神放大来审视，而多是把侠客行为融入宫廷政变的权谋机诈中来塑造，淹没了“义”的文化内涵。这次，《刺客》的主创人员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讲述传统的侠义故事，赋予“士为知己者死”以新阐释。这使我们不禁思考，源远流长的侠义文化在当下的意义、它的流变和走向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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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里的
著名刺客
《史记·刺客列传》：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
记载刺客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讲述了五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他们是鲁国的曹沫、吴国的专诸、赵国的豫让、魏国的聂政、燕国的荆轲。曹沫劫持齐桓公使之归还鲁国被侵略的土地。吴国专诸为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就是阖闾，他同西施的爱情佳话流传至今。聂政报严仲子知遇之恩刺杀韩侠累。荆轲为燕子丹行刺秦王，其友人高渐离替他报仇也走上刺杀秦王之路，高渐离击筑的故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志士悲歌。荆轲刺秦的故事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吕氏春秋》：要离
要离受吴王阖闾之命到卫国刺杀前王僚的儿子庆忌。要离使用苦肉计，假装跟吴王比武，然后自断手臂，到卫国投奔庆忌。吴王在国内杀其妻子，将消息传至卫国。庆忌于是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庆忌出征吴国，与要离同行，两人船头畅饮，趁酣醉之机要离欲刺杀庆忌，不成。左右侍卫欲杀要离，庆忌视其为勇士，释之。要离回国后不接受吴王的赐官，自刎于殿上。《左传》：?鬡
晋国勇士?鬡自动放弃行刺的故事也广为传诵。晋国国君晋灵公荒淫无道，严课重税，民怨沸腾。宰相赵盾屡次进谏，招致晋灵公憎恨，晋灵公与大臣屠岸贾设计谋杀赵盾。屠岸贾派家臣?鬡去行刺。?鬡凌晨潜入赵盾家中，见赵盾衣冠整齐，持笏端坐，等待上朝，心中暗为敬仰，不忍刺杀如此忠义之臣，便告知赵盾晋灵公的阴谋，随后触槐树而死。元代据此写成著名杂剧《赵世孤儿》，后多次被改编移植，近有北京人艺话剧版和河南豫剧版《程婴救孤》。唐传奇《红线传》：红线
红线是唐传奇著名女侠形象。生在唐朝安史之乱期间的一个官宦家庭，五岁时被一位老尼姑看中劫走，学得神尼十八般武艺。当时的唐朝藩镇把持政权，各自为王，边地谋反战乱纷繁。大将田承嗣欲侵占潞州。红线帮助潞州节度使薛篙平息即将引发的战争。她潜入田承嗣卧室，没有刺杀行为，只盗走他的宝贝盒子，以此警告田承嗣，一旦发生战争，取其首级易如反掌，迫使田承嗣最终放弃起兵的念头。《三侠五义》：展昭、白玉堂
《三侠五义》是清代民间流传甚广的侠义小说。讲述的是侠客辅助清官包拯铲除邪恶，维护正义的故事。宋仁宗年间，河南陈州旱情严重，包拯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陈州恶霸庞煜仗着自己是皇亲国舅，竟派人刺杀包大人。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老隐士晏子陀等人暗中保护、帮助包大人，使包大人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其故事是近现代被改编最多的古装剧题材，著名的有《包青天》、《南侠展昭》、《侠义有情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