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道与茶道在日本的流行，一是因为隋唐时中国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魅力所致，二是因为日本遣隋、遣唐使的不遗余力的学习。
道是人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自佛教传入中原以来，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乱造成的流离失所，佛教便迅速传播，南朝四百八十寺，禅定成为人们悟道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在参禅中，思考人生与世界，后来玄宗时，鉴真等人东渡日本，带去了已经被中国化的佛教，而佛教的传入，给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禅道也成为日本上层社会的习俗。
伴随着隋唐饮茶之风兴盛，由茶悟道渐成习惯。尤其是茶圣陆羽所著《茶经》的推动，加之陆羽本人就是佛家弟子，随之，禅道、茶道交织在一起，人们以茶为契机，在品茶中参禅悟道，这一现象在唐朝逐渐成为时尚。
遣隋、遣唐使来华，他们在长安等地，或者虛心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潜心研究中国的书法、绘画、诗歌，或者积极体味、汲取禅道与茶道的美妙之处。比如空海大师，他就特别崇尚中国的书法、佛教与茶文化，他在长安的青龙寺，苦心钻研禅道与茶道，并学有所成。这些人归国后，积极借助大化改新创造的有利机会与局面，使中国的制度、文化，包括茶道、禅道得以推广，并推陈出新。
所以，茶禅之道在日本盛行，那是因为我们隋唐时期繁荣的文化的吸引，以及中国人的推广和日本人善于学习而造成的。
对于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核心精神，国人羡慕之余，每每感叹于中国茶不成道，更无茶道精神。其实日本文化中的“道”与中国文化中的“道”不同，真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二者不能等量齐观。
中国的“道”有两种来源，一是凡人所循之常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道”，就是通过反复尝试，熟能生巧，举一反三，积累总结出“道”。而后再以此道调养身心，调适行为（修行）。再从修行中总结心得体会，进一步完善其“道”。另一种是通过思想所感悟而得之“道”，而后以行动来实践、验证此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同佛家说的渐修和顿悟之别，二法都能得道，但次第各有不同。前者乃常道，大部分人都走这条“道”；后者乃圣道，如佛陀所悟出的佛道。
凡人之常道归纳起来乃传统修学之次第，不外乎：工——匠——师——艺——道之递进次序。工乃普通工人，匠乃熟练工人，师乃授业解惑者，艺乃有创意的师傅（技艺结合），道乃最高等第，具有制定规则、开宗立派、著书立说、精神传世之功力。纵观日本诸道，尤为宽泛，花可道，剑可道，书可道，茶可道，空手亦可道，究其传道者乃严谨传承技艺者，实为匠人，若以“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为标准来衡量，仍属形而下，与中国之道是有本质之别的。故此道非彼道，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茶道精神其实早已有之，散见于一些茶著作，唐朝陆羽《茶经》的“精行俭德”、刘贞亮《饮茶十德》、宋徽宗《大观茶论》的“致清导和”，都提炼出了茶道的核心精要。现代，有人提“俭、清、和、敬”，有人提“和、敬、廉、美”，有人提“和、静、怡、真”，也都具高度概括性，和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净慧法师所倡禅茶文化核心精神“正、清、和、雅”，十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涵括儒家之正气、道家之清气、佛家之和气、茶人之雅气，最能概括中国茶文化横跨三教、纵贯九流的特性。
也许是因为中国疆土太大，人口众多，民族结构复杂，地域文化丰富，素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所以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让大多数人所公认，因此中国茶注定“大道”难成。
但按照地域或茶类来划分，相对容易达成共识，比如武夷茶。由于武夷山“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的地理环境而让其所产之茶荣膺“岩茶”之名，先人们的“岩韵”之说涵括了岩茶的文化和精神属性，引发人们以茶载道的灵感和思考。故而岩韵乃武夷茶道之基石，武夷茶道乃岩韵之升华，其核心价值可称为岩韵的般若（终极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