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不过征收土地应该是先和政府签订合同如何再由政府征收拍卖给你。
还有一种方法叫流转，和农民，村委会签订流转合同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成低 比征收土地强许多，缺点吗就是怕农民反悔闹事。最好直接找政府与之签订投资协议。
浙江省东阳市在1988年5月前是东阳县，东阳县的县名自唐朝武后垂拱二年（686）开始。东阳归属金华地区，历史上的金华曾称婺州、东阳郡、乌伤。秦始皇统一中国，实施郡县制度，置乌伤县，归会稽郡辖区。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十月，分会稽郡西部置东阳郡；隋开皇十三年（593）改东阳郡为婺州；隋大业三年（608）曾恢复东阳郡；至唐武德四年（621）又恢复婺州。
后人释义“东阳”多从《方舆胜览》婺州篇：水之东，长山之阳。水是兰江、衢江的古名字，长山是金华山、金华北山的古名字。《方舆胜览》70卷，南宋祝穆编，其子祝洙增订。比此书早十数年的《舆地记胜》200卷，是南宋王象之编撰。二书资料来源相同，四分之三条目相同，在建置沿革方面《舆地记胜》比《方舆胜览》记述丰富得多，在《舆地记胜》中没有对东阳地名的解释。
其实，那个时期的东阳要以“东阳郡”地名解释，东阳郡地域是会稽郡西部，包括原乌伤县地，以长山（金华山）之阳是显而易见的差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东阳郡、东阳县中“东阳”地名由来的解释，应该从该地域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确切的答案。金衢盆地历史文化悠久，尤其是近几年来考古发现，古人类活动可以溯源至新、旧石器文化交接之初，人类文明启蒙之源。
先秦历史时期，金华地域称乌伤，衢州地域称姑蔑，都是古越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乌伤这个地名，后人都与今义乌连在一起，其实，先秦时期的乌伤范围很广。乌伤名字的由来也并非如传世说法 “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
”(《[万历]义乌县志》卷5) 。乌伤的客观存在比秦朝颜孝子要早得多，远在吴越春秋时期，乌伤、常山（长山）地名就出现在《越绝书》中。乌伤是区域性的地名，是一方地土的综合名称。至于今义乌是否等于乌伤、义乌之地是否古乌伤中心，现在看来，证据尚嫌不足。
“乌伤，乌鸦衔土伤口”明显是望文生义；颜乌、义乌，谐音变化，其人为痕迹十分露骨；《越绝书》把常山和乌伤联成一体；缙云有“乌伤侯祠”等等迹象，表明乌伤为广义地名，秦置乌伤县为县域地名，该县域包括今金华、永康、兰溪、义乌、武义，以及今东阳、浦江、盘安的大部分，今建德、缙云、仙居的小部分。
地名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浙江有许多古地名传承往往与越语遗存有关。江南越族和中原汉族是同步滋长的氏族、部族，这是考古发现，和传统历史典籍文化记载相撞的地方文化历史性的发现。越族、汉族并非如近代词汇“民族”之分，越族绝大部分在后融入汉族，共同组成汉民族。
但在越氏族、越部族之时，有相当丰富的地方风俗和居民习惯，其语言也大不同于中原，有浓厚的文化底蕴。社会的进步，考古学的发展，不仅进一步证实传统文化历史记载，而且大大的丰富历史文化的内涵，开拓了人们的视线。中原的地理位置优越，人类一旦进入文明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迅速超越四边，“逐鹿中原，号令四边”八个字，概括了中国近二千封建社会历史的精神面貌。
而文化的传承不是战火可以烧尽灭绝的。江浙吴越一带的地名，显示浓厚的吴越口语的特色，周振鹤、游汝杰二先生在《古越语地名初探》一文中指出：第一，这些古地名的音义都来源于另一个部族语言，同一地名往往用音近的汉字来记录；第二，不能站在汉字的立场上望文生义；第三，自有不同于汉语的特点（《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80年4期）。
乌伤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金华八县市山山水水缘源相依，东有括苍山大盘山山系，西临浙江水系，山脉走势和水流之意把这方土地紧密联系。区域内最高点是大盘山大盘尖，《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载为“ 勺山”，“勺山”是中原文字，在土著越语是“乌上山”。“乌”乃“”的谐音，“勺”和“上”音节变化更能区别汉语和越语的差别：古越语遗存在金华地区的方言中，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卷舌音，例如：汉语上吟xan，伤吟shan，勺吟shao，在金华一带方言中，上和伤的口语是一样的，“勺”也近似于上。
“勺山”的越语是“乌上山”，其意是，太阳上来的山。越语的“乌”不仅是鸟的意思，而且在某些时候是指太阳，古人以为太阳是飞鸟驮来的。更有意思的是，金华一带方言，把太阳下山，天将黑的时候称为“乌阴”，进一步证明视太阳为“乌”的先民习俗。地名乌伤其实是当地口语“乌上”，从“乌上”再看地名“东阳”的由来，其缘源十分明显。
别处“东阳”地名各有各的由来，浙江东阳的地名自有相当的地方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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