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对东至茶叶有多种传说，除了《尧乡茶说》中列举的观音茶、仙寓山午时茶、木塔乡的天鹅孵蛋、葛公镇的鸡头岭等传说外，还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唐代有一个叫罗艺的得道真人，云游官港时，一时感到唇焦口渴，便随手撒下一把茶籽种入这片肥沃的土地，从此官港便有了酣洌醇绵的茶中精品。这些传说，说明东至民间已将茶叶神化，东至一方百姓是多么热爱茶叶——这个神奇之物。相比之下，有关葛洪炼丹与留山植茶的传说可信度要大一点。因为葛洪在葛公的葛源王和留山修道炼丹，县志上有明确记载，而且遗迹较多，道教徒为便于炼丹修心，离不开饮茶。葛洪卓锡葛源和留山，要么那时这一地区已有茶树，要么葛洪效法师祖亲自植茶。无论哪一种可能，葛洪时代（公元300年前后，即距今1600年）东至县境已经栽植茶树，有茶园，这是毋庸置疑的。 据《尧乡茶说》介绍，东至历史上的名茶有饶池仙芝，千两朱兰茶和东至工夫红茶（简称祁红）。饶池仙芝，始于宋朝和元朝。当时池州和饶州六县生产的茶片，商品名称叫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莲合、庆合、指合，计七个，仙芝最为出名。池州所属的东至，从唐朝开始，就有蒸青饼茶的制作技术，到了宋朝和元朝，周围地区都出产茶片，无疑，东至县也就成了主产区和核心区，据《文献通考》和《至德县志》记载，仙芝、嫩蕊就出产东至县。千两朱兰茶，是清代以外贸为特征的著名商队茶之一，饮誉于世200多年。明末清初，东至茶叶生产完成了由蒸青到炒青的技术变革，从此诞生了千两朱兰茶。《益闻录》记载“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筹办夷务始末》载：“朱兰茶，实系安徽建德所产。所经之路，由归化城走喀尔喀部落，即至库伦。由库伦即至恰克图，由恰克图出向俄边，即由俄边卖于西洋诸商。此项千两朱兰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东至工夫红茶。咸丰、同治年间，千两朱兰茶内外销阻滞，至德茶农不得已招来粤商改“绿”为“红”，就近销往汉口等地。光绪元年（1875），黟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藉经商，因羡红茶畅销利丰，来到东至，在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闽红”改进工艺，提高品质，做成工夫红茶，后来扩大到祁门、浮梁等地，统称“祁红”，出口外销。 东至是中国古代较早出口茶的生产地，早在唐代就开始大规模的茶叶边销，其范围包括河南淮河以北，辽宁南部至山西太原以南的广大区域，即今天的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河南、北京、天津等省市（自治区）。东至县的茶叶外销始于清初，由晋商（也称西客）专营，主要销中亚，部分销往欧洲大陆，成为“惟西洋人日所必需”。建国后，“祁红”出口外销统由国家经营。 唐代的杨华是记载东至茶事第一人。杨华于公元855年所著的《膳夫经手录》一书，书中写道：“……至开元（公元713—741年）、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稍稍有茶；至德（公元756—758年）、大历（公元76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后盛矣。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万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始于浮梁矣。”唐代的白居易是歌颂东至商品茶的第一人。他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当时东至的官港隶属浮梁县。南宋的梅尧臣是对建德茶叶的植茶、采茶、制茶、饮茶、赋税等情景作了详细描述的第一人。梅尧臣时任至德县令，曾作有不少茶诗和《南有佳茗赋》一文，已被收入《东至县志》之中。近代东至藉的历史名人周馥是用诗歌这种形式记录家乡茶事第一人。他在《述村农苦况》诗中，对当时东至茶业有过十分形象的描述，后在《扇题》中又有溢美之词。外国名人中马克思是赞美东至茶叶第一人。1857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文中指出：中国于恰克图卖给外国人的茶叶，“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物。”当时东至县的出口茶叶就属商队茶，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 安徽东至是个老茶区，早在唐代官港的茶叶就火爆商都，白居易笔下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指的就是当时隶属于浮梁地区的官港。据史料记载，东至的茶叶有三个鼎盛时期，一是元代，官港的仙芝、嫩蕊名列《文献通考》十大名茶；二是清代，东至出产的“珠兰茶”，名扬西欧，被誉为上等货，曾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1916年“祁红茶叶”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三是近年来推出的“东至云尖”系列茶，有5种品牌，荣获国家农业博览会金奖。东至茶叶出现这三次鼎盛时期，是与历史上的三位名人的关心、扶持、推动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