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政府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积极主动相比，清政府则无所作为。清政府既不知道外国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对这些也不感兴趣，甚至在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之后，仍然缺乏积极应战的姿态，反倒有些幸灾乐祸，认为这恰是一个劝导人民弃末务本的好机会。
闽浙总督卞宝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于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末业所存，易荒本务。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民心颇知改悔，乘势利导，董劝并施，尤属刻不容缓。
缺乏了政府的组织，中国的茶叶销售只停留在由个体茶农采制小量茶叶，然后运往各处叫卖几天的阶段。
正是双方政府对待茶叶销售的不同态度，英国政府积极扶持与清政府的无为甚至盘剥茶农与茶商，造成中国茶叶销售始终是分散与个体的，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多年以来垄断国际市场的中国茶叶在短时间内即被印度茶叶击败。
伴随着印度茶叶的兴起，中国也完全丧失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中国茶叶的失败归因于海外贸易被控制，但是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中国商人控制了茶叶的贸易网络，那么中国商人的行为多少也会像17世纪荷兰在香料群岛的情况一样，由于茶叶的种植难度远远高于香料，因此英国便很难从容地培育起一个新的茶叶生产基地。
正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完全由英国垄断，才使中国商人和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英国的扶持政策，以至于英国从容地培养了一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使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彻底消失，而贸易垄断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生产控制权的最终消失。
中国从开始就放弃了对贸易的控制，于是欧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商品。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向本土输出各种可能赢利的产品，然而当商人输入的产品与本国产品形成冲突时，便会激起本国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尽管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势力很大，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低头，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产品。
相反，中国没有一个商人集团能够控制这种跨国贸易，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出口产品时只能被动地适应西方的需求，结果便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丝织品和瓷器转变成了茶叶和生丝，即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土地、劳动密集型产品，完成了从一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向边缘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的转变。中国出口产品的转变与兴衰也印证了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海商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海商的失败，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贸易中确立主导权的胜利。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之后，进一步向中国沿海与内陆延伸。中国的沿海贸易与内陆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帮也纷纷衰落了。
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五口通商的权利以后，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国家开放，导致了西方国家渗透到中国的沿海贸易中。此时，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同时更是依靠海盗行为夺取中国沿海贸易的份额。
这些国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断地拦截中国船只，同时控制了中国沿海的保险，这些保险公司并不向中国商船提供保险，这就使中国商船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国商人的海盗行为以及他们的竞争，中国从事沿海贸易的帆船数量锐减。
英国人哈特在他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中写道：五十年前经营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已经摧毁殆尽，华南的大部分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运载，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帆船。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帆船总数不及鸦片战争前的1/4。
在海商和沿海商帮衰落以后，内地商帮因为受到外商的挤压，也纷纷衰落了。关于清代商帮的衰落，很多学者从制度等角度进行过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缺乏保护。
清政府严格防止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形成集团，造成海外贸易衰落，进而被迫打开国门，使国内商人也不得不面临西方商人的竞争，而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对本国商人实行及时的保护，造成本国商人的利润继续被外国商人侵夺，经营茶叶贸易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徽商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徽商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商帮则是明朝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由于垄断了盐业贸易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帮。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盐业垄断制度，票盐法使徽商继续了其在盐业中的垄断地位。然而随着茶叶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茶叶贸易在徽商经营的比重也持续升高。
至鸦片战争前，徽商在盐业上平均利润总额达到100万～120万两白银，而茶叶出口的年均利润总额则达到了200万两。正是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进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由于徽商很少直接从事海外贸易，只是通过广东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叶，因此当海商衰落时，并未对徽商形成直接的冲击。
但是这已经使中国茶叶贸易的利润出现了缺失，徽商茶叶贸易的衰落正是开始于其茶叶贸易的利润不断被外商剥夺。中国茶商贸易的完整利润链为：茶叶产地—县镇市场—港口—巴达维亚。当外商直接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时，中国海商的利润首先被剥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设立了很多商馆，获得了前往内地采购茶叶的权利。
由于西方商人在运输茶叶过程中享有很多优惠，而中国本国商人仍要缴纳很多厘金，这使中国茶叶商人在内陆茶叶贸易中也无法与西方商人竞争，因而徽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利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不断深入中国内陆贸易的过程中，如前文所述，英国也在积极扶持印度、锡兰的茶叶生产，并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向英国的出口，此后，印度、锡兰茶叶出口数量不断增长，其速度超过了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而当印度、锡兰茶叶满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后，西方国家便逐渐减少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
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221万担，1887年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便造成了茶叶价格的急剧跌落，该年茶叶价格仅为1864～1866年的31.75%～42.75%。至1900年，中国茶叶出口仅为138万担，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茶叶贸易衰落之后，徽商的利润额大幅度下降，再也没有资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长途贩运了，徽商的影响力便越来越小了。
此后，清王朝废除了票盐法，更使徽商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衰落了。与徽商同执中国明清商帮之牛耳的晋商的衰落，同样与海外贸易丧失后与西方商人直接竞争关系密切。与徽商一样，晋商在清代最辉煌时期的成就，不是依靠其盐业的垄断，而是依靠茶叶贸易的发展取得的。
19世纪40年代，晋商出口的茶叶金额年均达到了500万～600万两白银，而盐业贸易额则仅为500万两白银左右。同时，晋商票号的发展也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正是在道光时期，晋商茶叶贸易额激增，单纯依靠镖局已经很难应付日益巨大的资金周转需求，票号才应运而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俄罗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贸易，晋商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商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天津比全国低1/3税率的特别通商权，同时俄罗斯商人还可以不用缴纳厘金，从汉口沿长江将茶叶运至上海后，走海路到达天津，再走陆路到达恰克图，回到莫斯科。这些便利条件都是晋商所不具备的，故而俄罗斯商人贩运茶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晋商终于被排挤出了中俄茶叶贸易。
与茶叶贸易受到排挤的同时，晋商经营的票号也遇到了外国银行业的竞争。由于公款汇兑只占票号总汇兑额的4%左右，其余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的，中国商帮的衰落自然影响到晋商的存款，而银行业本身存在网络效应，其萎缩必然带来进一步的萎缩。20世纪初北京的挤兑风波使山西票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对当时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号账务的统计，除了大德川票号贷款比存款仅多一万两外，其他票号收回贷款支付存款是绰绰有余的。这说明晋商票号的经营没有问题，因此是商帮的衰落导致票号因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因此，伴随着其他商帮的衰败，晋商的票号也衰败了。
在英国看来，印度种植茶叶比中国更有优势，价格更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