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的起源和发展
茶最先是作为食用和药用的，饮用是在食用、药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利用茶的年代久远，可上溯到神农时期，但饮茶的历史相对要晚一些。先秦时期可能在局部地区（茶树原产地及其边缘地区）已有饮茶，但目前还缺乏文字和考古的支持。
(一 ) 饮茶始于西汉
关于饮茶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坛，争议未定。大致说来，有先秦说、西汉说、三国说、魏晋说。
1、先秦说
陆羽根据《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认为饮茶始于神农时代，“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六之饮》）神农即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国上古都部落首领。然而《神农食经》据今人考证成书在汉代以后饮用始于上古原始社会只是传说，不是信史。 清人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日知录·茶》）顾炎武认为饮茶始于战国时代也只是推测，并无直接的证据。先秦饮茶，不是源于传说，就是间接推测，并无可靠材料来证明。
2、三国说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有“密赐荼荈以代酒”，这种能代酒的饮料当为茶饮料，足以证明吴国宫廷已经饮茶。据此，《南窗纪谈》认为中国饮茶始于三国。 三国时代东吴饮茶是确凿无疑，然而东吴之茶当传自巴蜀，巴蜀的饮茶要早于东吴，因此，中国的饮茶一定早于三国时代。
3、魏晋说
唐裴汶《茶论》、《膳夫经手录》认为饮茶始于晋，宋《集古录》认为饮茶始于魏晋。
4、西汉说
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指出：“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郝懿行认为饮茶始于东汉末，而萌芽于西汉。
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烹荼尽具”的约定，是关于饮茶最早的可信记载。《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一般都认为“烹荼”、“买荼”之“荼”为茶。《僮约》订于两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故中国人饮茶不会晚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西汉晚期。我们认为中国的饮茶始于西汉，而饮茶晚于茶的食用、药用，中国人发现茶和用茶则远在西汉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王褒是四川资中人，买茶之地为四川彭山。最早对茶有过记载的王褒、司马相如、扬雄均是蜀人，可见是巴蜀之人发明饮茶。
从两汉到三国，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物，饮茶限于王公朝士。《三国志·吴志·韦曜》记：“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荼荈以代酒。”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可见东吴宫中饮茶。
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说成都的香茶传遍九州，这虽有文人的夸张，却也近于事实。《桐君录》记：“西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晋陶潜《搜神后记》：“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晋王浮《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说明在两晋时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这些地区已产茶。
两晋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逐渐向中下层传播。晋干宝《搜神记》：“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如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荼饮。”这虽是虚构的神异故事，但也反映普通人家的饮茶事实。《广陵嗜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竟买。”老姥每天早晨到街市卖茶，市民争相购买，这反映平民的饮茶风尚。
南朝宋人山谦之《吴兴统记》载：“乌程 温山，出御荈”“长兴 啄木岑，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有境会亭。”乌程温山产贡茶，长兴县有境会亭，两郡太守在此宴集，督造茶叶。江南一带不仅饮茶，茶叶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南齐书·武帝本纪》：“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荼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朝齐武帝诏告天下，灵前祭品设茶等四样，不论贵贱，一概如此。可见茶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中。
后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桨，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北朝人原本渴饮酪桨，但受南朝人的影响，如刘镐等，也喜欢上饮茶。
饮茶始于西汉，起源于巴蜀，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饮茶由上层社会向民间发展，饮茶、种茶的地区越来越广。
茶与宗教结缘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一)道教与茶
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道教徒的饮茶与服药是一致的。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杂录》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可满足道教对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 晋惠帝时著名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曰：‘予丹邱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神仙丹邱子向虞洪乞茶喝。
道教徒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
(二)佛教与茶
《晋书·艺术传》记：“单道开，敦煌人也。……时夏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单道开乃佛徒，曾往后赵京城——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法琳寺、临漳县的昭德寺，后率弟子渡江至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又转去南海各地，最后殁于广东罗浮山。他在昭德寺首创禅室，坐禅其中，昼夜不卧，饮茶却睡解乏以禅定。 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辩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茶品茗，以助玄谈。
《续名僧录》：“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涅盘师。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
《宋录》：“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昙济十三岁出家，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系——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实论》，对“三论”也颇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论》。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王子拜访昙济，昙济设茶待客。
佛教徒以茶资修行，单道开、怀信、法瑶开茶禅一味之先河。
饮茶习俗的形成
陆羽《茶经·六之饮》也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把茶当作家常饮料，形成“比屋之饮。” 陆羽《茶经》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经》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
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曰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
“穷日竟夜”，“遂成风俗”，且“流于塞外”。
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杨华认为茶始兴于玄宗朝，肃宗、代宗时渐多，德宗以后盛行。
《茶经》、《封氏闻见记》、《膳夫经手录》关于饮茶发展和普及的观点基本一致。开元以前，饮茶不多，开元以后，特别是建中（公元780）以后，举凡王公朝士、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饮茶。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甚至出现了茶铺，“自邹、齐、泡、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买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旧唐书·李钰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茶于人如同米、盐一样不可缺少，田闾农家，同样嗜好。
由上可知，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
饮茶的普及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云：“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顾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记：“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东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玩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司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王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买志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靠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夜茶坊’，……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明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茶肆林立，不仅有人情茶肆。花茶坊，夜市还有东担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有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僧道头陀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防。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